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精英(看完20241102)
大学的意义因人而异。有些学生以考上大学为梦想，也有些将大学文凭视为未来财务安全的敲门砖。对中国的精英学生而言，高等教育不是人生的可能阶段，而是必然阶段。访谈中，我向娜询问了她的大学计划。她耐心地解释说，上大学从来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能否考入一所顶尖大学。在大学录取率极高的国家，比起考上大学，学生们更关注录取院校的层次。在那些经历了教育急剧扩张的社会中，教育机构的质量和声誉对个体的地位影响极深。
娜显然不能代表中国的普通学生。她强调的是对大学的选择，而不仅仅是大学本身，这表明她属于一个独特的群体——社会经济意义上的精英青年。这群学生追求卓越，试图取得高于他人的成就。而且，娜还根据大学录取结果规划了职业路线。也就是说，她在努力备考“梦校”（梦想中的学校）时已经看到了更为远大的目标。像娜这样的学生会将心血倾注于未来的地位而非考大学本身，大学只是直接影响地位结果的一个“出发点”。
社会高速变革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凸显。有证据表明中国社会已出现分化：收入最高的10%与其他人群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就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而言，贫困家庭达到了富裕家庭的50倍。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财富代际传递特征更显著，即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决定性更强。
一切以竞争为中心的思考方式使教师们对外校学生极为多疑，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首都中学高三的一次物理课上，一位中年李姓教师警告学生们：“在考场……其他学校的学生会想办法暗算你，就因为你来自首都中学。不要听他们的话，不要帮助他们。无论他们说什么或给你什么，都是想害你。”
一次采访中，我问首都中学的学神托尼如何看待学弱。托尼不带感情地回答：“他们智障。”而后他像是认为已经回答完毕，望向我，等待下一个问题。还有一次，我询问的对象是顶峰中学一名成绩略高于平均水平的学生，名叫乔。乔毫不犹豫地直言：“他们脑子有问题。”阿什利是个例外，这位学神选择了另一套语言来解释学弱的表现。用阿什利的话说，学弱“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或者心理有障碍”。尽管这个回答潜在性地指向行为和心理因素，阿什利却还是补充道：“其实，聪明就是一种学习方式。”这又回到了天生才能论。上述例子共同表明，学生往往将学弱的地位归因于天生无能（“脑子有问题”“智障”）。 学生们赞同遗传学解释，不过女生对低地位群体的解释会比男生温和许多。男生们往往使用“脑子有问题”、“低智商”、“可悲”或“愚蠢”之类的词语。女生们会更谨慎地选择词语，比如称学弱为心理“不稳定”或“倒霉”的人。根据这种叙事，学弱与其他学生的差异就不只是地位低下，他们的低地位已被其他学生口中的“天生弱势”合理化。
作为一个集体，学生们对何为恰当行为、彼此该如何互动有着一定共识。他们会当场指出彼此在课堂上的不当行为，如上课睡觉，也会通过同辈压力的方式予以纠正。同学之间的监督程度相当高，甚至会认为有权干涉彼此的个人或家庭决定，如试图改变对方的大学志愿。某天的最后一节课上，李飞的班主任吴老师让大家一起看看大学志愿表。她担忧地说道：“你们班上有五个同学想去清华大学读物理，但是清华物理系今年只从北京招七个。你们（五个人）要重新考虑一下。”然后她宣布下课，拿起书本快步走出教室。
随即，同学们离开自己的座位，将这五个选了清华物理系的学生围住。他们愈靠愈近，有理有据地强势劝说这五人做出其他选择。坐在我前面的峰同学便是五人之一，他被四个同学包围了，两名站在他的左边，一名坐在他的课桌上，另一名则在他右边坐下。右边这位强同学强势地说道：“考北大物理，你学物理，我也学物理。”峰回答：“我的加分不能用在北大！”峰整理好他的黑色书包，试图离开教室，但站在左边的同学们却没有移动脚步。强同学大声要求峰坐下。峰抓着他的书包，不情愿地坐了回去。强开始给他讲北大物理系如何如何好，说与清华物理系的“狭隘”相比，北大“视野更广”。另一位同学也附和道：“北大的老师大多是西方留学背景的！”意思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本科生培养水平一流。峰依然坚持：“我爸想让我去清华。”强拿着水瓶，自信地回答说：“我会说服你爸爸让你去北大！”峰嗤笑一声：“扯淡。”随后便拿好自己的东西，挤出教室。强并不气馁，大声喊道：“你想学物理？去北大吧！”
棠怡也是五人中的一位。她梳着短马尾，面颊红润，抱着课本站在教室后方，周围的同学露出焦虑的神色，包括李飞，他站在棠怡和后门之间，一米八的高个子挡住了出口。李飞温和而坚定地指导棠怡改变志愿，指出她备选方案的不切实际。
德宏的父亲从高二开始就早早回家为他做饭，至少一直坚持到高考结束。高考那天早上，我陪德宏的母亲在考场外等他，中午和他们一起回家。一到家，德宏的母亲就准备好房间，让他能睡二十五分钟的午觉，父亲则在半小时内迅速做好三道菜。德宏认为父亲每天做晚饭的决定与自己备考无关，在他看来，父亲首先是考虑到公司离家近，其次是为了全家健康着想。然而，我在高考结束几周后采访德宏时，他透露父亲不再做晚饭了。事实上，他父亲甚至不再回家吃晚饭，而是在办公室待到深夜。
显然，家长曾为子女的大学备考有意调整自己的工作安排，因为上述变化与子女的大学申报、备考节点相符。高考生的家长们会减少工作量，直到子女高中毕业，高考结束。同样，国际部学生的家长一直到高三春季高校录取结果公布前，也都会减少对工作的投入。我在赛琳娜刚升高三时认识的她，她当时正忙于准备申请材料。赛琳娜说，她从上学期开始就每天和父母共进晚餐。不过，在她取得SAT 2200分的优异成绩后，父亲就开始有“许多工作要做”。那年春天，我在她收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录取通知书几周后邀约采访，她表示父亲已经不与自己一起吃晚饭了。
家齐也有类似的经历，父母对他的引导更为明显。2014年，就在高考前两个月，家齐的父母决定把他送到法国，因为他的成绩太差，无法进入中国的顶尖大学。家齐母亲回忆，儿子“当时被吓出了眼泪，但很快就接受了”父母的决定。
上大学后，家齐对父母依然言听计从。和布兰登一样，家齐在大学里也被迫独立。2015年，他已入学贡比涅技术大学一年，我在首都中学的一间空自习室里见到了他。为了避免在校门口被保安拦下，家齐换上了高中校服外套。他蓄起了短短的胡须，长高了一些，脸颊还是圆乎乎的。他在桌子对面坐下，立刻告诉我，由于在校表现不佳，他收到了一封退学函。他的故事让我震惊不已——家齐说，他收到信函后立即给父母打了电话，请他们和自己的学业顾问谈谈，但父母拒绝了。
“他们可以说是把电话挂了。”家齐弓着身子，低声说，“他们说他们也没辙，我妈说她已经尽力把我送到法国了，说我现在人都在法国了，得靠自己，发生什么事我都得自己处理。”家齐双手放在我们之间的课桌上。他吸了口气：“我当时想，天啊，我该怎么办？我吓蒙了，这是来真的啊！如果我真被开除了怎么办？那我连学士学位都拿不到，没有学士学位要怎么活？我的人生就完了！”“后来怎么办的？你还在学校吧？”我急忙问道。
中国精英学子的到来，给接收这些留学生的西方国家带来了不小的变化。这些年轻人以其人数、购买力和学习习惯影响着他们所在之地。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留学生，公众和媒体塑造了各种形象。有人说这些学生展现了正在崛起的中国力量，也有少数人指责他们是中国政府的间谍。学者们也对这些中国学生的身份很感兴趣，有些社会科学家为此前往中国，追踪这些学生的成长过程。学者们认为，他们是中国政府为增强其世界影响力而创造的一代年轻人。学者们还将其描绘成“小皇帝”，甚至称他们为“被宠坏的孩子”，强调家庭在为其未来投资时毫无预算限制。 另有学者强调这些青少年因肩负着整个大家庭的教育期望而备受压力，这种描述方式与前者不同，却也有所联系。竞争日趋激烈，学生有焦虑情绪与心理压力也是自然的。 总体而言，尽管关注点不同（如炫富行为与青少年幸福感），但学者和公众都认为，中国学生，尤其是精英学生，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既不同于此前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同于成长于西方社会的学生。
虽然人际交往没有所谓的正确方式，但一个人必须学习和适应主流群体的交往规范，才能争得较高地位。不习惯校园社交规范的学生往往被边缘化，无法与那些善于经营社交空间的同学建立牢固友谊。文化和种族影响下的课外爱好、活动和社交行为偏好会带来长期的影响。对于留学生而言，无论是精英还是非精英，这些差异都使其在校园中遭受基于种族和国籍的社交隔离。 Kwon et al. 2019; Rose-Redwood and Rose-Redwood 2013.
这些年轻人在精英岗位的起步阶段拥有良好起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以后的职业生涯会一帆风顺。他们也提到了工作中的社交及种族隔离。反思自己的生日聚会，托尼注意到了明显的种族隔离。具体而言，他发现虽然有些中国人试图融入非中国人群体，但局面会变得“非常尴尬”，中国人群体和非中国人群体一直分隔开来，直到派对结束。托尼的公司举行项目小组竞赛，会在续签合同时参考竞赛结果。考虑到公司的这一做法，生日派对就不仅仅是一个休闲聚会，而且是个交流的机会。中国青少年在社交聚会中受到的排斥和隔离会转化为人际网络障碍，可能会对未来的职业机会产生不利影响。
斯泰西2021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她表示，尽管自己的履历无可挑剔，却找不到雇用中国公民的职位。她并不认为这一结果与结构性种族主义有关，但说“中国留学生很难找到工作”，说明情况可能与她认为的不同。她与特蕾西和莎拉一样去了香港，很可能放弃了在华尔街工作的计划。
种族敌意和反亚裔种族主义也影响着精英青年从工作地点到未来计划的职业决定。面对不友好的种族环境，三位精英青年（书桦、茜珺和罗伯特）离开了美国和欧洲。精英青年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和晋升机会而自愿回国，这表明他们追求精英地位时并不天真。许多人认为留在西方会遇到障碍，于是选择离开那些对职业发展可能不利的环境。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种族与族群敌意愈演愈烈，另一些青年被迫改变人生2021年，本研究中唯一自始至终保持学神身份的诗颖无奈地回到中国，在上海工作。被问及离开欧洲的原因时，她坦率地将其归咎于政府对中国公民所从事研究的打压：她的丈夫是名校的博士毕业生，实验室突然被关闭，并被勒令停止所有研究活动。他们返回中国，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我问诗颖是否还想要到国外发展，她叹了口气。其他2021年毕业的年轻人也产生了被迫回国的危机感。 这些事件表明，反华情绪会对精英青年追求高地位造成难以逾越的障碍与持久影响，即便最有成就的中国精英学生似乎也无力克服。
美国高校自19世纪末开始采用整体性的评估方法。 早期，美国的高校与中小学沿用历史模式，要求纪律严明，课程设置以主题较窄的宗教和古典学课程为主。起初，只有付得起学费的上层阶层才能上大学。入学要求很低，高度重视体育能力。自从开放女性学生入学，兄弟会与姐妹会都组织联谊和舞会，作为中上阶层学生寻找门当户对伴侣的平台。 Baltzell 1987; Scott 1965a, 1965b.20世纪初，随着各级教育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 Goldin and Katz 1999.大学开始面向全国招生，不再只为本地精英提供教育。随后，正式的招生考核和考试被用来筛选不断增长的申请群体，但旧标准始终与之并存。譬如，由于犹太学生的申请人数众多，学业成绩具有优势，顶尖大学便会强调学生的阶层背景，具体体现在礼仪、人际网络、传承等方面。 Karabel 2005.有体育特长、参与宗教或艺术活动的学生更受高校青睐。公立高校很快也出现类似发展趋势，效仿私立院校，重视橄榄球、兄弟会和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考试。 Jencks and Riesman 2017; Riesman and Jencks 1962.虽然考试也很重要，但大学淡化了学业成绩，强调那些对学生家庭和周边社区有吸引力的公共活动。20世纪中期的历史事件尤其是美国的民权运动，也将美国与中国区分开来。民权运动的一个重点是让弱势人群更容易被录取，例如减少对文化资本的要求，或将体育运动当作少数群体进入大学的重要途径。 Orfield and Hillman 2018美国教育工作者特别关注少数群体和底层民众遭受排斥的问题，这些发展普遍得到学校教师和行政人员的支持，他们希望能为社会融合提供一条和平途径。
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差异，但中国精英学生还是能被美国顶尖大学录取。那么，中国学生的哪些特质受到了美国高校的重视？一种可能是，他们优异的考试成绩符合招生官提高每届新生平均考试成绩的目标。 Stevens 2007.通过录取这些得分最高的学生，大学提高了新生整体的SAT成绩和GPA。这表明，国际学生的录取标准与美国国内申请者的不同。换句话说，虽然招生官在挑选美国学生时强调多样性和全面性，但他们并不把中国申请者视为全面的个体，而是主要通过数字（考试分数）来评估中国申请者。然而，对这些学生来说，被定性为本质上不全面者终究是弊大于利。在《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哈佛校长与教职员案》（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v.Harvard College）中，哈佛公布了其申请评估标准。这些经过编辑的法律文件及其他大学的报告显示，亚裔申请者在人格特质方面的评分普遍较低。 Card 2017; Mare 2012.
顶尖大学的录取决定就像一个黑箱。很少有人能接触到决策过程，更不用说对其进行研究了。考虑到美国招生官的偏好和评估标准相当不透明的现实，那些没有接受过全面训练的中国学生在申请美国大学时会处于不利地位。
另一种可能是，中国精英学生可能因为有能力支付全额学费而被录取。他们的财富在毕业后仍有价值，因为排名靠前的大学会与校友建立联系，而校友则会支持和捐助母校。在奖励来自“合适”家庭背景的学生的过程中，顶尖院校为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国际精英学生提供了相当多的录取机会。
还有第三种可能。无论制度和培训如何不同，世界各地的精英学生可能都具有相似性。考虑到各国的培训、侧重点和录取标准不同，这种解释似乎有悖直觉。教育者们认为，考试选拔不同于申请选拔，前者过分强调死记硬背，损害学生的积极性，使其对学习产生排斥，压抑了创造力。然而一些证据表明，考试制度下的学生其实具有很强的创造力。2012年，PISA对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了评估。新加坡、韩国和日本都实行以考试为基础的选拔制度，平均得分最高。而素来以高度追求考试成绩而被民众批判的中国上海， 也排名靠前。 重要的是，正如我在本研究中所发现的，中国的青少年精英是积极主动的学习者，他们会主动学习学校所教以外的知识。品学兼优的学生以“把老师挂黑板上”闻名，这说明名校的精英学生被培养成了独立思考者。大鹏接替老师讲解试题的案例表明，至少有一部分学生有着极其强烈的求知欲，并不满足于死记硬背。这些例子共同表明，考试制度下的学生也可以是有创造力的个体、独立的思考者和积极的学习者。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
Jiménez and Horowitz 2013.
社会也有可能向不同制度转变。美国的学校有时会向中国的制度靠拢，中国的学校也在借鉴美国的学校制度。全球社会的精英地位与国家之间的等级排序有关，而中国正日益被视为强大的一方。 除此之外，不同国家学生人数的规模也很重要。世界各地践行考试制度的精英学生纷纷涌入美国顶尖学府，美国的精英学生们有一天可能会发现，学业已成为他们的主要竞争领域。事实上，随着亚洲人的大量涌入，美国高中的种族等级体系已经被以学习成绩为基础的地位体系取代。 照此模式，也许有一天，美国的学生会面临与本书所述相似的地位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精英学生的经历可以为美国青少年提供参考。
Furuta et al. 2016.
在英国，戈弗雷·汤姆森（Godfrey Thomson）爵士于1947年启动“莫雷豪斯测试”（Moray House Test），将11岁儿童划分入不同的教育计划（Sharp，1997年）。
最后需指出的是，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考试制度并不独特，反倒是美国对“全面发展”（well-rounded）学生的重视异于他国。尽管中国的教育体制可能对许多人来说很陌生，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国家以考试决定升学。 许多西方国家在大学选拔中也强调学业成绩。加拿大学生根据高中GPA来竞争大学入学资格。在法国，大学校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进行排名和录取。自1947年以来，英国一直使用考试分数来选拔儿童接受中等教育，其依据是，基于考试的选拔为出身贫寒的儿童提供了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 换言之，考试选拔中的所青睐的学生特征，如耐力或专注力，很可能具有相当普遍的价值。
管理层代表不足的情况遍及各个领域。本研究中的许多年轻人主修生物科学和计算机工程，其中一些学生计划留在高等教育领域。尽管这些领域的亚洲人比例较高，但针对亚洲人的“微种族歧视”（racialized microaggressions）依然普遍。 留在美国的精英青年将工作场所的歧视视为预料之中，到目前为止，他们尚能设法将种族的影响降到最低。而中期职业发展停滞仍是成为全球精英竞争中的一个重大障碍。精英青年正在开始了解他们的工作文化和职场等级制度，为了实现地位抱负，这些青年必须创造出新的策略来抵制职场歧视。
我长年跟踪研究的中国精英青年正处于人生历程的早期阶段。他们刚刚走上职场，许多人还在读研究生。到目前为止，这些年轻人已经取得了成就，但正如他们在高中时经历的坎坷一样，成为全球精英的道路上也是困难重重。反亚裔种族主义、对中国公民的敌意、职业生涯中期的停滞不前，这些都可能对他们的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然而，由于道路上的坎坷并非不可预见，精英学生在进行职业决策时往往会尽其所能绕过这些预期阻碍。我最近与他们交谈时，发现所有人都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他们大多表示，如果种族和工作环境有所改善，他们愿意回到西方。种族或族群导致的限制是否或如何阻碍他们成为未来精英，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考试和申请是两种常见的选拔方式。中国的高考可视为考试制度的典范，美国则采用申请制度，强调学生的“全面性”。 高考与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一脉相承， 考试竞争之激烈，自古代诸王朝时期已相当可观。而随着人口的增长，竞争者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考试内容愈加烦冗深奥，学历出现通胀，官方考试的重要性也持续上升。 面对重重挑战，精英子弟往往比非精英家庭的考生更有竞争力。在清朝，精英子弟通过科举考试的比例极高。1905年废除科举后，以考试为基础的选拔方式发生了暂时的改变。但这对原有的精英阶层影响不大，因为家庭背景（连同外貌和推荐信）直接决定了学校录取。民国时期，家境富裕的孩子更有机会考入北京大学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试图对社会不平等采取行动，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家里没有成员“被批斗”的无产阶层子弟更有机会得到推荐——那是进入顶尖大学的唯一标准。 “文革”以后，市场经济的崛起又重新引入了竞争性考试的文化。强调以考试为基础的竞争或许也会为国家发展带来好处，因为它让学生专注于个人的成功，阻止他们形成盲目、过激的学校集体认同。在此背景下，精英子女通过高考进入顶尖大学，获得了最大的教育收益。
美国高校自19世纪末开始采用整体性的评估方法。 起初，只有付得起学费的上层阶层才能上大学。入学要求很低，高度重视体育能力。自从开放女性学生入学，兄弟会与姐妹会都组织联谊和舞会，作为中上阶层学生寻找门当户对伴侣的平台。 20世纪初，随着各级教育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 大学开始面向全国招生，不再只为本地精英提供教育。随后，正式的招生考核和考试被用来筛选不断增长的申请群体，但旧标准始终与之并存。譬如，由于犹太学生的申请人数众多，学业成绩具有优势，顶尖大学便会强调学生的阶层背景，具体体现在礼仪、人际网络、传承等方面。 有体育特长、参与宗教或艺术活动的学生更受高校青睐。公立高校很快也出现类似发展趋势，效仿私立院校，重视橄榄球、兄弟会和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考试。 虽然考试也很重要，但大学淡化了学业成绩，强调那些对学生家庭和周边社区有吸引力的公共活动。20世纪中期的历史事件尤其是美国的民权运动，也将美国与中国区分开来。民权运动的一个重点是让弱势人群更容易被录取，例如减少对文化资本的要求，或将体育运动当作少数群体进入大学的重要途径。 美国教育工作者特别关注少数群体和底层民众遭受排斥的问题，这些发展普遍得到学校教师和行政人员的支持，他们希望能为社会融合提供一条和平途径。
精英特质的价值依具体情况而定，每个国家都会向学生灌输在其社会中受褒奖的知识和行为。一个国家所珍视的特质在其他国家可能得不到同等的回报，因此，中国的某些规范可能并不利于其精英青年参与全球竞争。譬如说中国教育相对缺乏课外活动，这些课外活动本可以帮助学生在学业中取得成就。 中国精英学生注重学习，甚至不惜放弃课外活动，这在中国的教育环境中得到了认可，初入职场时似乎也不会造成阻碍。而根据美国体制，学习之外的兴趣与经历未来会给孩子们带来优势，无论是在工作机会还是晋升方面。 不去培养孩子的非学业能力在中国可能是一种常态，但在美国并非如此，美国中产阶层及以上的家长会为孩子从小培养课外能力。 而这些带来高回报的个人特质，往往是家庭长期培育的结果。因此，缺乏美国社会所看重的特质的中国精英学生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这些技能。
教育体制为精英阶层学生赋予了特权。美国目前的高等教育选拔形式植根于对精英阶层的制度保障；而中国的教育制度则无论社会怎样改革，精英子女都能受益， 这表明两种教育制度都没有完全兑现“选人唯才”的承诺。 美国研究者在探讨精英选拔未能实现选人唯才的问题时，强调了精英和非精英学生在学校教育环境、家庭资源，尤其是在日程安排、课余活动和学校体系文化知识等日常经验方面的差异。然而，中国的例子表明，即使各社会阶层学生的日常安排和活动保持一致，真正的选人唯才教育制度仍然无法实现。问题或许出在体制内部，即对考试分数的关注转移了对“才”的关注，掩盖了考试制度中“才”的缺失。当分数成为学生关注和同伴竞争的焦点时，学生们就只关注彼此的考试成绩。由于周围的同学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精英学生无法认识到他们在整个求学过程中享有的特权。他们没有意识到，丰富的资源、受过高等教育且知识渊博的父母，以及仿佛无上限的家庭投入，都是阶层带来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考试成绩取决于阶层资源和家庭背景。一轮又一轮的考试选拔后，学生们升入的学校愈来愈同质化。 到了高中，学生们几乎不会与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同龄人交往。顶峰中学、首都中学、中央中学、高地中学、欧米伽中学等北京顶级高中的精英学生众多，但来自工薪阶层的学生寥寥无几。在这样的环境中，精英学生对其独享的阶层特权和制度中的不平等更是视而不见。
中国精英学生的天生才能论与未来社会和全球的不平等现象有关。这些学生将自己视为未来全国乃至全球的社会经济精英。成绩最优者的起步薪酬更高，职业起点更为有利，也更有可能成为权贵。他们在西方就业市场上游刃有余，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的情况下，也能找到工作。如果本研究中的精英学生有相当大的可能性成为未来的精英，那么他们对地位的认识和应对社会等级制度的方式，将可能对中国及全球社会产生影响。具体来说，如果未来的社会经济精英认为穷人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大众是由于先天不足才变得处境更差，他们就不太可能对全球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提出异议。他们制定和支持有效扶贫政策、财富再分配政策或其他旨在全面缩小不平等的改革政策的动力也可能十分有限。从全球社会来看，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政治大国。如果中国未来的精英认为欠发达国家理应贫穷，那么国际社会就无法预期中国在援助这些国家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他们会认为，与其主张更大程度的平等，向中国人提出其他激励措施才是明智之举。
青少年精英同样难以定义。有关精英教育的研究通常强调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但也存在其他相互竞争的定义。一般而言，精英地位是通过所在院校或个人学业成绩来衡量的。这两种衡量标准构成了一个维恩图。根据前一种标准，就读于竞争激烈（如常春藤盟校录取率高达30%）的高中的就是青少年精英。根据这一定义，成绩较差的学生如果有成功的同学，即便自己并未被名牌大学录取，也会被算作精英的一分子。后一种定义则侧重于学生个人的学习成绩，因此，来自工人阶层的学生会因成绩优异而被视为精英。 第三种方法是通过学生是否以及如何表现出排他性和自我区分来研究精英地位，这种观点借鉴了布尔迪厄的区分理论，强调了文化剧目在标明群体界限方面的作用。
有一次，我前往学生家进行采访，印象是这个家庭似乎不富裕。当我向班主任（王老师）提出这个问题时，她说根据家庭记录，可以肯定这个学生出身精英家庭。王老师对我说：“不要被你眼睛所见的家庭条件迷惑。”我观察到的表面节俭，起初也让王老师在家访时感到惊讶，但“这是父母有意做出的选择，这样（孩子）就不会被宠坏”。后来，我确认了这个家庭确实收入不低，因为母亲说，如果孩子考不上中国的理想学校，他们考虑把孩子自费送到美国的大学。
我还将他们报告的收入与其他指标进行了比较。其中有一项：除一位家长外，其他所有家长都表示有能力全自费送孩子到美国私立大学就读四年。我还请老师确认了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否良好，由于教师们掌握着学生家庭背景的详细保密信息，他们的观点增强了我的信心，即本研究中的家庭确实属于中国社会经济精英。 我没有系统地询问学生家庭的财富情况，但大多数家庭在北京拥有两套或两套以上的公寓。有些学生后来透露，他们的父母在其他省份也有资产。
除一名学生外，所有学生的父母中至少有一人上过大学。
有一个家庭已经在北京居住了三代以上。除此之外，本研究中的其他家庭都是通过就业成为北京市民的，孩子们的父母将其归功于出色的教育成绩和顶尖的大学学历。
以社会经济富裕程度来定义的精英家庭，往往还具有许多其他共同特征。除了收入很高之外，本研究中的家庭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他们的父母年龄相仿，都通过极高的教育成就实现了向上流动。 这些家庭的父母在20世纪80年代末基本都上过大学，在当时的中国人口中属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1%～2%。他们中许多毕业于北大、清华，部分拥有研究生学位，少数甚至有国外交流经历。这些家庭在国内收入极高，也意味着其生活阶层相近。在28名学生中，除一人外，所有学生的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高层管理者或从事专业工作。这些家庭的部分特征与我选取的抽样库有关。有三分之二的家庭有成员隶属于军队或在政府部门工作，原因是我所研究的学校要么靠近军队驻地，要么附属于顶尖大学。最后，我的田野调查是在北京进行的。当然，本研究的所有参与者都有北京户口，他们有资格在北京居住并接受教育。
针对精英阶层的研究比较少见。学者们少有机会进入精英阶层的领地，更不用说长期驻留。此外，中国也是非华裔（或非白人）研究人员难以涉足的地域。我通过家庭朋友获得了进入学校的机会，他们为我争取到了不同程度的机会。我能否进入学校主要取决于我的“担保人”与校方人员之间的关系。关系越密切，我的自由度就越大；担保人的学术地位越高，我遇到的限制就越少。我在首都中学和顶峰中学的担保人都是中国的院士，其中一位是校长的大学同学，另一位是数学老师的研究生导师。这两所学校允许我进入教室（前提是班主任同意），并允许我自由地与校园里的任何学生交谈。而在中央中学和高地中学，我没有那么强大的关系网，只能够与个别学生交谈，但不能进行在校观察。除此之外，运气和时机也很重要。在我开始实地考察时，欧米伽中学正在接受审查，叫停了校园内的研究活动。我通过朋友和室友的介绍认识了欧米伽中学的学生，与学生的会面也是在校外进行的。
与学生们建立良好关系后，我邀请了28名我比较熟悉的学生进行了深入访谈，并在他们高中毕业后进行了后续访谈。我还请他们向我介绍最亲近的老师和主要监护人。我采访了13位老师（教19位学生）和19位家长（18位学生的家长），总共进行65次访谈，平均每次访谈用时约90分钟；后续访谈时间较短，平均30分钟。老师和家长对我的认可无疑与我的教育背景有关。常春藤盟校背景帮我赢得了老师们的信任，也促使家长们接受他们的孩子参与我的研究。有趣的是，我究竟读的哪所藤校显然并不重要。在我进入首都中学一年后，副校长和聂老师仍然称我为“哥伦比亚女孩”，尽管我已经说明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绩优秀的学生的家长允许我跟随观察他们的孩子，是因为他们的孩子提出了这个要求，而且我来自一所排名靠前的大学。成绩差的学生的家长同意他们的孩子参与研究，明确表示希望我能对他们的孩子产生“好的影响”。学生地位也是决定成人是否参与访谈的一个因素。许多家长对接受访谈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成绩优秀的学生，特别是那些与我关系较好的学生，能够帮忙说服他们的父母接受我的采访。
刚进学校时，老师向学生们介绍我是“姜老师”，暗示我将处于权威地位。然而，学生们很快就知道我对他们无权也无威，迅速改叫“姐姐”。他们很乐意和我谈论各种话题，向我吐露不与老师或家长分享的秘密，因为他们知道可以信任我。学生们和我分享谁喜欢谁、谁和谁谈恋爱、谁因为什么原因分手这类八卦。他们告诉我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比如警告我不要在教室里用手机。很多时候，学生们甚至试图把我纳入他们的地位体系。我是常春藤盟校的博士生，便类似于一名学霸。然而，我从未在地位体系中得到提升，可能是因为我到北京做研究，和他们一起上课，这也算努力的表现。我在地位体系中甚至处在向下流动的边缘，因为他们的大部分试题我都答不出来，英语单词也会拼错。当我的表现与所谓的地位不符时，学生们就会为我找借口，比如“你是故意犯错的”“你已经高中毕业十年了”。看着学生们费尽心思地把我归入一个地位组，然后为我的表现不佳辩解，着实有趣。
我对男女学生都很熟悉。尽管如此，我还是体验到了符合当地习俗的不同程度的亲近感。男生们对接受我的观察很感兴趣，争先恐后地参与我的研究，但最初的热情在第三天后就逐渐消退了。例如，布兰登曾问我他是否可以提前结束观察；家齐在休息时间试图用“去男厕所”来摆脱我。女生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一开始，女孩们似乎对我的跟随感到不自在，但到了第三天，她们已经习惯了我的存在，无论走到哪里，她们都会等着我加入。正如丽丽所说：“有这个人在（我）身边跟着，其实挺好玩的。我还以为会很奇怪，没想到还挺好玩的。”田野调查结束后，我和学生们的关系变得相当亲密。丽丽经常挽着我的胳膊一起走，门卫都没注意到，就直接让我们走进了高考考场的大门。布兰登得知我在北京待了一年，“除了学校哪儿也没去”，便安排我到当地景点进行后续采访。这种亲近感一直持续到学生们读大学之后。我去特蕾西的大学看望她时，我们一起坐在草坪上聊天。聊到中途，特蕾西躺了下来，把头靠在我的肚子上，谈起了她的梦想和未来计划。在另一次拜访中，晓龙曾对我拥抱问候，此行为在中国男士中很罕见。这些都是我在这段民族志研究经历中的精彩瞬间。
我还与老师们建立了友好关系。要进入学校，我必须让老师在校门口签字。龙老师和胡老师把我当作他们的学生，只要有时间，就会来帮我进入首都中学和顶峰中学。其他老师，如首都中学的汤姆和顶峰中学的吴老师也帮我进过校。并非所有老师都知道我的研究活动。首都中学和顶峰中学都是模范中学，经常接待前来观摩教学的来自其他省份的教师团。
由于记者的批评和之前的袭击事件，中国高中对外来人员的警惕性相当高。留在学校比我想象中要困难得多。获得观察许可并不等同于拥有机构隶属关系，因此我仍然需要学校老师签字才能进入校园。也就是说，只有教师亲自到场，我才能进入学校。最初几个月很麻烦，但后来保安们认识了我，不再要求我出示证件和教师担保。人事变动也带来了一些挑战，曾经帮我进入学校的网络后期已不复存在。有时，这些变动由熟悉我的老师来处理。胡老师是高年级组的组长，他在允许我进入顶峰中学的校长被撤换后，延长了我在顶峰中学调查的期限。在一些情况下，由于我失去人脉，至少有一所学校撤回了之前授予我的访问权。
由于我是来自美国大学的研究人员，又是台湾人，为了保持与学校和家庭的关系，我格外谨慎。在我去北京之前，大陆的朋友和学者都提醒我注意言辞，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密切关注我的研究活动”。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课题有任何政治色彩，我的研究、我的背景和我本人都没有给我带来任何问题。偶尔有学生问我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我也会借此机会让他们了解我的家族迁移史和台湾的省籍矛盾。可以理解，家长们在与我交往时非常谨慎。有些人要求我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