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蒋介石在广播中告诉国人，日本人民不是敌人，我们“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 [5] 。当天晚上当他走出广播电台时，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注意到，一下子“这位当今之世的大人物平静的外表仿佛被刺穿了，多年来的疲惫与紧张全都浮现上来”。然后，“西方人称之为大元帅的他，面容严肃地点头致意，走过欢呼的群众，回到他的指挥中心”。
蒋拍发电报给毛，向他担保“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诚挚”邀请他到“陪都”重庆来共同商讨“国家大计”。毛很清楚，蒋的邀请不仅是在国共斗争中显示亟盼两党团结与和平的一个诡计，这也证明了他长久以来的看法：蒋不正直，又一直自命仁义道德——更不用说这也是蒋的政治手腕和危机处理的伎俩。
蒋家的小铺生意兴旺，一八八九年全家搬到沿武岭街约三十米外的一座两层楼商房。接下来，王氏又生下两个女儿，但只有瑞莲一人存活。一八九四年，玉表公去世，同年王氏又生下儿子瑞青。瑞青长相俊秀、性格可爱，深得母亲宠爱。长子介石则既不英俊，书也没念好，而且越来越有叛逆性格、脾气坏。据蒋自述，幼时母亲“一再责打，才不会使我变坏” [10] 。可是他能言善道，个性浮躁且喜欢发号施令。一八九六年，年方五旬的肃庵公突然去世；不久，介石的同父异母兄长瑞生过继给一位伯父，并继承了盐铺。九岁冲龄的介石继承了住家的房子，以及每年可有四五十银元收入的竹林及水稻田。 [11] 家里的女子分不到什么财产。
一九0三年，蒋介石参加童子试，未考取。但王太夫人并未气馁，立刻让儿子入奉化县城凤麓学堂，学习英文、算术等西学，但传统经史仍占相当大比重。 [17] 奉化虽是个小城，已远比溪口先进；介石在城里首次见识到“大鼻子”的外国传教士——也开始嫌弃替他料理家室的不识字的糟糠之妻。 [18] 根据种种转述，福梅曾向朋友抱怨她不时遭到丈夫殴打。 [19] 但是据乡人传说，她仍然和蔼可亲。蒋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母亲常常护着媳妇。
蒋因自视甚高，在同学中人缘不好，但也结交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位同样来自保定军校的四川学生张群，后来是他的终身密友；另外一位贵州学生何应钦，后来一直是蒋的重要将领。放假日，蒋和同伴会上馆子饮酒，偶尔也会逛窑子。蒋在这段时期养成了喜欢漂亮的妓女的嗜好，美女往往令他神魂颠倒。
美国总统威尔逊支持中国的立场，但投票表决时输给欧洲列强，只好妥协，把德国在华半数领土权利正式让渡给日本。 [90] 当《凡尔赛和约》的内容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传回中国时，学生、知识分子和大多数消息灵通的中国人群情激昂。北京大学首先发生抗议活动，旋即蔓延到其他大学、中学和工厂。蒋在日记中记载：“排日风潮，皆未稍息。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并认为：“国民气不馁，民心不死，尚有强。”
蒋这段时期的文字也越来越多地批评商人和资本家的“狡猾势利”。他写道：“资本家之不扫除殆尽，则百家无乐利自由之道。”有个地主想骗姚冶诚，他就评论说富人脑筋里想的尽是如何占别人便宜。 [100] 但是，一九二○年七月一日，新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由支持国民党的人士为了替党筹募资金而设）正式开业时，蒋立刻买起了股票。蒋和陈果夫四处借钱，成立一家投资公司“炒股”。原始资本三千银元，初期略有亏损，不久就上涨到三万银元；十二月初，张人杰帮他向另一家投资公司买进三千五百银元的股份。可是，股市很快就下跌，到了年底，蒋在日记里坦承，他损失了七八千银元。这笔钱他显然欠着。
青帮首脑黄金荣邀请了蒋的“五十多名债主”吃饭，请他们把这位青年军官的欠债记到他（黄）头上。据黄金荣的说法，来宾看在他的面子上，都情愿一笔勾销，因此蒋拜在他门下当“徒弟”。 [119] 蒋怪自己不留心、没经验，才会赔钱，但又说此事并没什么好气馁的。
他也观察到，要改造中国，必须终止绅、商统治。事实上，在蒋漫长的一生当中，他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并没太大好感。不过，他一贯相信共产主义无法在中国实行，阶级斗争是个有害的观念；而有钱的精英和富有的士绅，则和军阀、秘密会党一样，是可以善加利用与交往的现实力量。 [121] 对于自己的革命前程，蒋现在已觉得是“极广大极光明”。
一九二四年六月，蒋陪孙站上司令台，主持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开办军校的费用靠的是苏联赠送的两百七十万元（中国钱），另外每月补助十万元，才得以成立。孙在开学典礼的演讲中宣称，目标是仿效苏联红军打造一支“新革命军”。
应蒋的要求，苏联派蒋在西伯利亚结识并一见如故的苏联远东部队司令加仑（V.K.Blucher）到广州，担任他的参谋长。 [153] 莫斯科另外派了几个军官到黄埔军校。 [154] 蒋搬出在莫斯科学到的东西，派戴季陶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至于戴之下的副官，则是中共提名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周曾留学日本两年、法国近四年，刚回国不久，时年二十七岁。周也是浙江人，和蒋很谈得来；他长相英俊，有如默片电影明星，风趣幽默、仪表堂堂、谦恭有礼、饱学多闻、自信满满，且温文儒雅。在蒋看来，周是个很真诚的人。国共两党虽历经四十七年的竞争、斗争和激烈交战，两人之间却发展出不寻常的关系，彼此尊重，即使在两党激烈冲突之际，这种感情仍会不时显现出来。
黄埔军校倡导武士道精神，校训“亲爱精诚”，还有一套威武不屈、誓死不降的荣誉规约。这套价值的极致就是“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兵一卒；不计牺牲、英勇攻敌；不容疑问、奉命唯谨”。它还订立“连坐法”，任何单位只要有一成员失败或犯规，全体接受惩罚。 [155] 战术课和武器操练只占四分之一的受训时间；大部分的讲课是政治思想课程，即研修三民主义，但也教授马列主义对帝国主义的观点，以及中国沦为分裂、被压迫的半殖民地之历史。尽管上课时间甚长，操练仍十分严格，需要全心全神投入。
前一年，国民党内有十一名元老曾因共产党势力大增（包括在各阶层皆已建立秘密小组），首次向孙中山提出警告。到了一九二四年六月，其中多位大佬又呈请下令清共。这些人拿出中共的秘密文件质问鲍罗廷，文件显示，共产党密谋利用国民党达成其革命目标。但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广州国民党领导人并没在意。蒋认为，“当此关键时刻……（同志）必须紧密合作，国民党员应与共产党携手对抗共同敌人” [158] 。蒋在一次演讲中赞扬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人，“为他们国家及平民之福利奋斗，不全为个人利益努力” [159] 。同时，一九二四年十月七日，苏联答应给的第一批八千支步枪抵达广州，不久又送来一万五千支步枪，以及若干机关枪和大炮。 [160] 到了当年年底，莫斯科派到中国工作的军事、政治人员已达一千人左右，并且提供给国民党每月三万五千元（中国钱），外加其他补助。 [161] 从这段时间起，至一九六○年为止，苏联是在中国最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国家——例外的情况有二，一是作为侵略者及占领者的日本，二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抗战期间作为中国盟国的美国。
李、黄、白三人不仅是军阀，还是当时少数有能力的军事领袖，强烈认同“让中国统一、强大”的理想。他们率领的桂系军队是当时中国所有部队中领导统御最佳、效率最高的，并且借由对经过广西省的鸦片课税，粮饷也最充裕。桂系对社会或经济改革没有太大兴趣，一向强调维持本身的独立地位。
蒋和陈洁如在这段期间的关系也是跌宕起伏、吵吵闹闹。两人一分别，他就想念她，要她到不同地点会合；她若不能准时出现，他就发脾气。他们经常吵架，吵完他又后悔。一九二六年六月，他曾到孔祥熙、宋霭龄寓所去拜会宋氏三姊妹。三天后他又单独上门找美龄。宋家三小姐和陈洁如——更不用提蒋以前的女性同伴——的差异相当大，他开始嫌弃陈洁如没念多少书，不会打理家事。
蒋第一次邂逅宋美龄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孙中山寓邸的圣诞晚会上，据说他一见宋美龄就惊为天人（毫无疑问，她的家世背景也是一个因素）。尽管不久之前他才把陈洁如迎进门——他问孙中山和宋庆龄，他们是否觉得宋美龄会接受他。据说，他们俩斩钉截铁告诉他，“不可能”。 [57] 宋美龄本人也回话，她一点兴趣都没有。 [58] 五年后的一九二六年八月，蒋短暂回广州处理公务，孔祥熙夫妇邀请蒋介石、陈洁如吃晚饭。陈洁如认为，孔氏夫妇此时已经打主意要撮合声望如日中天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待男士离开房间，宋家两姊妹问起陈洁如和蒋的生活情形，话题转到他出名的坏脾气。宋美龄说：“可是，男人有坏脾气，总比没脾气要好呀！” [59] 蒋追求宋美龄的希望大增，此次会面后，他和美龄开始不时鱼雁往来。当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她还发函恭喜他。
革命军北上时，往往带走由地方士绅和地主供饷、掌控的民兵团练，结果是跟在革命军后头，中共创设的农民协会收益更大，许多地方的地方官反而失去权势。照毛泽东的叙述，年轻的中共干部通常把新团体的领导权交给一无所有的村民，如失业者、乞丐、佣兵等。他们领导一伙最穷的农民斗争地主及其他阶级敌人，且对“土豪劣绅”举行群众公审。 [61] 毛泽东在他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说：“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期的恐怖现象。”
青帮人马揪出躲起来的中共党员，据说杀了好几百人，另有几千人逃跑。第七集团军部队也开枪驱散一群示威民众，又打死了好几十人。广州、桂林、宁波、厦门等地，亦纷起响应清共。数十年后，陈立夫说：“这是一种残忍的方法去消灭内部敌人。我必须承认许多无辜的人被杀了。”据陈的说法，一万六千名共产党员“投靠到我们这一边”。 [85] 蒋日记里没提清共，但是他在四月十四日写说，“余决心暂取守势，巩固江南，以运用时局之变化也” [86] 。武汉领导人为示报复，杀了八名抵抗共产党主宰武汉的工会领袖。长沙方面，与外国往来的三四十名生意人也被共产党人枪决。
冯、蒋两人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两人都有左派观点，也都接受苏联大量军事援助；两人都有小孩在莫斯科——事实上冯有两个子女在苏联；冯是基督徒，蒋日后也信奉基督教；最重要的是，两人此时都将中共和苏联视为大敌。会谈结束，达成完整的协议。由于蒋此时有中国大型银行的“贷款”、捐款的门路，又有鸦片税收，他答应每个月给冯两百万（中国）银元的津贴；远比武汉答应给冯的数额高出许多。
但蒋认为是时候应该走人了，遂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递出辞呈，呼吁国民党团结光复华北和北京。他恳求：“武汉同志，为何踌躇？”他清空南京的办公桌，搭乘军舰由长江前往上海。从上海，由两百名警卫护从前往溪口，由险道登上雪窦寺。每天清晨五点在僧众梵唱和寺庙钟声中起身后，蒋即读书、静思。身穿灰色长袍，他告诉两位美国记者，他打算未来五年出国考察各国风土民情，作为中国跻身大国之参考。同时，中国记者也把一位乐善好施、坚守原则的将军自我流放和僧众为伴的形象，传遍全国。蒋等待复出，但要争得道德制高点之前，他必须冒不可预知的风险。
一九四一年五月周恩来在为共产国际写报告时提到，宋美龄在国际事务和财经事务方面可以影响其丈夫，比她丈夫更开明民主，也支持对日抗战以及国共合作。她对蒋在中国的形象可能颇有正面贡献——至少直到战后经济和士气皆溃堤之前是如此。
蒋夫人在新生活运动中扮演相当重要角色。根据一项记载，在谈到她受不了中国十分欠缺卫生条件时，她、澳洲顾问唐纳德和陈立夫三个人兴起这个念头。蒋夫人“忍受不了城市街道的肮脏，中国人厨房的零乱，以及人人用同一副筷子伸进菜盘去取菜”。她甚至随身带布巾铺座椅，在家里更坚持每道菜都得有一副公筷夹菜。但是她拿中国人的“干咳和吐痰一点办法都没有”。
中共上海局就向共产国际报告，已把五万墨西哥银元送到江西苏区；在十月中旬它又表示还需要四十万元，“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送交这些钱了。 去年十一月，它已收到三百万墨西哥银元，显然已送到江西苏区，现在又追加这些款项。
这些军头不肯积极参加围剿，也不是全没道理。蒋此时的优先目标是歼灭共产党，但是和所有的中国现代化人士一样，他的长期目标是消除独立的军队和割据王国。当共产党进入贵州时，蒋在日记里写下，这个发展提供机会可从军阀省主席王家烈手中接管全省。
共军没受到阻挠，从守在湖南、江西南部边境的广东部队的防线溜出重围。十一月底，毛部抵达湘江，蒋亲自赶到湖南指挥作战。经过一星期激战，双方损失都很惨重，红军趁火力稍弱，越过湘江进入贵州。中央军追上来，蒋飞往省会贵阳，拉下省主席，换上效忠他的顾祝同为省主席。
斯大林读到毛泽东这份报告大吃一惊，认为蒋若受到此一共产党主导的军阀同盟严重威胁，他会怀疑是苏联躲在背后支持它。这种遭到出卖的感觉，会为日本打开种种的可能性，如与国民党内保守、强烈反共分子结成同盟。这种发展也会刺激日本的反布尔什维克、反苏情绪。斯大林八月十三日回信，全面拒绝毛泽东的做法。他直截了当地指示毛泽东“立刻正式向国民党及蒋介石提议展开停火谈判，并就共同抗日签署具体协
毛泽东既已推崇蒋介石，自由派的报纸有的住嘴，有的也表现出乐观态度。学生的怒气很快也消退。平常批评政府的《大公报》宣称：“人民的信心犹如死而复生。”专门研究民国史的重要学者易劳逸（Lloyd E.Eastman）说，蒋原本被认为是不学无术、图谋个人权力的武夫，可是到了一九三六年双十国庆，已被称誉为“高瞻远瞩的领袖，在国家陷于内部斗争时，明智地避免和日本冲突”。他成为“民望很高无可取代的领导人”。
一九三六年秋天，毛泽东的状况也有改善。他只有三万名步枪部队士兵，但苏联援助已定期送到。他业已收到共产国际二十万美元；九月，斯大林批准再给他一万五千至二万支枪、八门加农炮、十门臼炮和“足够数量的弹药”。次年，共产国际答应再送给毛一百六十万美元。十月，宋庆龄在上海应毛的请求，自掏腰包给他五万美元，以二○○五年币值来算，相当于七十万四千美元。
同一时间欧洲方面，汪精卫却作出惊人之举——在回到中国之前先飞往柏林，与希特勒会晤。两人讨论中国加入反共轴心的可能性；如果如此，德国愿意大量扩大它对华援助。然后汪才赶回南京，盼望终于能够取代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及中国无可争议的领袖。汪精卫和希特勒会晤的新闻必然使斯大林及苏联领导人大为震撼。《真理报》社论指控汪精卫和张学良代表日本军阀策划西安事变。
蒋说他预备为国家而死，他太太告诉他为了救国，他必须活下去。夫人前脚离开，戴笠冲进房里，扑通一声跪下，抱住委员长双腿，自责没有善尽保护领袖的责任。
张学良实际上已经十分沮丧。他告诉宋美龄，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预备立刻释放委员长，可是杨虎城一伙人不肯。这时候宋美龄才说，如果委员长平安回到南京，她保证张不会受到惩罚。 蒋同时也决定，没有必要和张、杨谈判。针对他的释放，他必须交涉的对象是，他的黄埔军校旧部属周恩来。如果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清党时，蒋下令放了周的传说属实，两人都可以察觉其中的讽刺意味。十二月二十二日晚间，委员长要宋子文向周传达他对中共有四点要求：（一）取消中国境内的苏维埃政府；（二）取消“红军”的名号；（三）停止阶级斗争；（四）遵奉委员长为总司令。
这些要求和周恩来、张群秘密协商完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共同声明稿内容相似。但蒋也要宋子文告诉周，“他无时无刻不忘重组国民党的必要”，他预备在三个月之内召开各党各派国民大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蒋重申，关键是共产党必须遵守他这位领袖的命令。周告诉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中共本来就接受所有这些条件，立场丝毫不因西安事变有所改变。
周重申中共将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抗日，但也要维持独立于中央军之外的军事体系。他说：“这应该不困难，因为有许多军事体系都独立于委员长本身的部队之外”，这指的是各路军阀部队。周要求宋子文向蒋强调，共产党很难向自己人解释他们接受了这些条件。此外，周又一再向宋子文警告，南京的亲日派此时“以为委员长回不来，正在设宴缔结派系，想要夺权”。
他们对此次事变提议的解决方案和“几个月前”（在上海和南京）提出的方案一样。周表示中共希望蒋个人担保将会停止剿共，把共军纳入抗战队伍，并允许他们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说明他们的立场。 蒋回答，如果共产党愿意服从他作为他们的领袖，他会把他们和其自己的部队一视同仁。他说，中共多数领导人过去都是他的部属，他可以像对待最近作乱的桂系一样，宽大为怀。周接下来告诉蒋，蒋经国不久将回到中国，他是个爱国青年，毫无疑问会“希望他父亲抵御外侮”。
后来，宋子文和宋美龄要周恩来指定一个人在上海负责联络。令他们惊讶的是，周告诉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二姊宋庆龄和他联系；而且又说，宋庆龄最近才给了毛泽东五万美元。日后，宋子文质问二姊是否送钱给毛，使得她通过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抱怨周太不小心了，怎能对人提起这种事。很显然，宋美龄和宋子文都没向蒋介石提到他们二姊是中共的联络人。对于宋家人来讲，血浓于政治。
日军七月十二日抵达天津时，蒋拍电报给国军十九路军，声明：“我已决定对日宣战。”他立刻呼吁国际联盟及九国公约的西方签署国家介入调停，但是蒋无疑料想得到美、英、法、意只会怯生生促请日本节制。为避免激恼日本，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甚至停止交运中国政府已购买的轰炸机。美国传教士推动禁运战略物资给日本，但国会拒绝采取行动。
尽管顽固，蒋介石并不认为输了上海保卫战就会决定抗战的结果。他下令沿海各省所有的大学，立刻将全体师生撤退到内地省份。
蒋夫人所认养的中国空军，在此之前只表现出它需要更多的训练、更多的现代飞机。上海保卫战开始时，空军的三百架飞机，只有八十七架能飞，其他飞机有不少罩在帆布下。 空军的差劲还真令人叹为观止。八月十四日，蒋下令轰炸黄浦江上的日舰“出云号”（Izumo），炸弹却击中平民地区，炸死两千名中国百姓。中国境内的一千五百架日本军机一再扫射、轰炸国军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白崇禧大叹：“不能制空，焉能作战！” 十月二十三日，这个弱点暴露无遗。蒋夫人当天在唐纳德陪同下，从南京赶往上海鼓舞前线官兵士气。日机低飞扫射夫人座车，车子翻覆，宋美龄昏迷过去。她断了一根肋骨、伤了背，但是据唐纳德的说法，她坚持完成劳军任务。
蒋介石的军事总部此时已移驻长江中游的武汉，距南京约一千公里，有铁路可直通北边的郑州。周恩来也重新在蒋底下任职，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的副官。尽管一九三七年下半年中方伤损惨重，蒋在短期内又募集约一百一十万兵员准备在长江中游和华北的山东迎战日军。可是，中方部队以火力、机动力、空中掩护和器材装备而论，都比以前弱。
靠近山东省界的苏北徐州，是铁路四通八达的险要之地，现已战云密布。李宗仁、白崇禧率领的部队在淮河流域与南、北两路扑向徐州的日军作战。在白崇禧的规划下，日军两个师团在距徐州六十五公里的铁路支线台儿庄遭到伏击。经过七天激战，日军伤亡惨重；据传约有一万五千至两万官兵阵亡。这则新闻虽然夸大，中国人民却极为振奋。蒋氏再次展现乘胜追击的精神，认为继台儿庄大捷之后可展开另一波反攻，急调援军驰赴当地。但是，李宗仁没再进攻，反倒“精心规划、执行战略撤退”。
蒋毫无疑问认为在中国文明存亡绝续脉络下，此一牺牲虽不得已，却有其必要。他私底下并无愧疚，在日记中完全没提到这件事。他没有时间对人命牺牲表达同情，但大战中又有哪些领导人会呢？
但是，鉴于补给线拉得太长，日军在七十多公里外的洞庭湖就停下，不再向湖南省推进。纵火焚城是个大错。或许是蒋下的命令，但是在此之前，他从未下令火烧即将失守的城池，在此之后也没有。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一，省主席发表道歉，声称他没下令放火。葛林的太太在卫斯理（Wellesley）学院和宋美龄是同班同学。次日，他接到宋美龄的信，宣称委员长也没有下令焚城。十一月十六日，蒋抵达长沙视察，传教士们很快就获悉守城的驻军团长和警察局长都被枪毙。黄埔毕业的省主席张治中是一九三二年淞沪之役英雄，受委员长宠信，虽遭免职，却仍留在长沙。葛林通过停泊在湘江的英国炮艇发电给太太说：“一切平安。医院全满，（院内）丝毫无损。城里人大部分都逃了。”
并且“如果日本加入攻打苏联”，要准备以军事行动摧毁日本人在华交通运输线。这种有条件的说法清楚表明：除非日本攻击苏联，否则针对中国境内日本侵略者的武力行为，不宜由中共发动。但是，这也暗示要尽一切可能去怂恿美国对付德、日这两个法西斯敌人。在中共的宣传里，美国一夕之间变成世界事务的正面力量。《解放军报》把原来称为“战争贩子”的罗斯福歌颂为“开明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家”。
此时蒋经国因为主持赣南行政专区，勤政爱民、平易近人，颇受美国记者和外交官好评。他父亲写说：“人民爱戴。”蒋纬国则在军职上求发展。他曾以德国士官学生身份参加德国合并奥地利的行动。他在一九三九年欧战爆发前不久毕业，跑到美国诺克斯堡陆军装甲兵中心受训一年。蒋介石对宋美龄隐瞒纬国的存在足足有十三年之久，但是他说了之后，美龄立刻喜欢上这个温文、英俊、通晓英语的继子。纬国回国后以少尉军衔派在驻防西安附近某陆军单位，沿黄河与日军对峙。
秋天，战火在湖南以及扼三峡之险的宜昌又转炽。中方部队还是没逃，损失上万人，日军伤亡亦大到足以让东京参谋本部觉得必须与西方列强开战——他们现在认为，日本唯有击败美国才能说服蒋介石的政府结束对日抗战。
蒋觉得他的严重警告“得于千钧一发之时，旋转于瞬刻也”。中国要停止抗战这个威胁，对苏联也管用；往后多年，他一再使用同一招数。他对这次经过有这样的说法：“真正的危机会产生妙计、妙行……有时候，人生的困顿反而是最好的滋补。”
七个小时后，蒋介石身穿朴素的潘兴式军服进入会议室，全体与会人士起立迎接。他看来神情泰然自若，照惯例要大家（包括拉铁摩尔在内）发表意见。拉铁摩尔强调美国会克服珍珠港的教训，全力展开作战。拉铁摩尔认为，委员长“并不真正高兴”太平洋战争在美国尚未有充分准备之前就开始。但是，更有可能的是，蒋不高兴是因为珍珠港事件已终结了日本攻打苏联的任何机会。总之，蒋的政治分析已证明正确，他的外交也成功。强大的美国最后已正式和中国结为盟友，加入对日作战。
东京和盟国一样，认为滇缅公路是攸关盟军大业的重要战略资产。因此，日军第十五军在十二月十二日开始从克拉半岛（Kra Peninsula，马来半岛的别称）往仰光前进，仰光港是通往腊戍和滇缅公路的补给线之源头。新战事的第一天，蒋就告诉英国，他预备派出手下最精锐的八万部队——仅有的德式训练部队——到缅甸；更令人动容的是，愿意把他们交给英国人指挥。他也表示可以把手中犹剩的重机械化炮兵投入缅甸战场。蒋决心在盟国大业中善尽责任。
此时，飞虎队（正式名称是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只有七十五架刚从美国接收的能用的P-40飞机。所有的飞行员都是美国人，但它是一个中国单位，由中国政府支付一切开销。它的飞机几乎就是蒋手中仅有的一切作战飞机，虽然重庆天天遭日机轰炸，他把飞虎队全部投入大英帝国殖民地缅甸的保护战。 对于到处吃败仗的盟国，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项承诺。即使如此，不到几个月，就有一些美国官员批评蒋介石，指他决定尽可能不跟日军作战。
蒋告诉甘地，印度继续支持盟国作战非常紧要。这位形貌枯槁的领袖表示他同情中国，不会破坏抗日。几个月之后，甘地给蒋一封亲笔信说：“我认为我们俩在加尔各答那五小时坦率、真诚的讨论，是我一生最满意、最难忘的经验。”甘地表示，反英国的非暴力斗争将会继续下去，但是他“保证（他的）一切行动都将经过审慎盘算，避免有利于日本对中国之侵略”。 蒋对盟国大业作出极重要的外交贡献——虽然丘吉尔一点也不领情。
宋美龄“兴致高昂、喋喋不休”。她挽着史迪威和陈纳德，走到庭园散步、谈话。她说，她很高兴中国终于“有两位美国军事领袖相助”。史迪威觉得宋美龄在盘算些什么，但是他喜欢她，认为她“直接、有力、精力充沛、爱好权力、喜欢出风头和被奉承……随时可以施展魅力……是个（潜在的）重要盟友，对她丈夫走在正确路线上颇有影响力”。蒋就寝前，拍电报给宋子文，要他尽速谒见罗斯福，要求他推动让史迪威统领缅甸全境英军和国军部队。
一九四二年时，中国标准的一个师，兵员约在七千至九千人之间，但步枪火力最高罕有超过三千支，另外还有几百挺轻机关枪，三四十挺中型机关枪，以及少许三英寸的迫击炮。除了少数小口径反坦克炮之外，每个师并没有配属炮兵队。每个师只有少得可怜的信号兵，一两辆汽车，或许五六辆卡车，以及几百匹营养不良的骡马。器材、武器、弹药来自各个不同来源，零件完全无法互用。一般而言，半数兵员吃不饱饭，每数千人才有一名医生，许多人因病亡故。
日军掌握了空中和海上优势，也拥有坦克和大炮，使得仰光很难光复。第五军、第六军是国军的精锐部队。他们的伤亡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因此，这些部队不能被打垮，是十分重要的……在缅甸的上上之策就是在瓦城坚守东西防线。国军应部署在瓦城郊外，等候日军进攻当地英国部队。然后，国军或许可猛扑敌军。但是，以目前缅甸的态势来讲，发动攻势应该不是指导方针。
史迪威尊敬地听完后，向蒋报告：“我非常感谢您如此坦诚的一席话。您可以放心，我会非常重视您所告诉我的话。我明白我需要认识、了解中国人的心理。您很大方把缅甸国军部队交给我指挥……我会尽我全力执行您的命令。”可是，会议一结束，史迪威在日记写下，一切计划照旧：“全力光复仰光；光复不成，才退守瓦城。”
蒋觉得史迪威似乎浑然不知会有被敌军围困的危险。宋美龄不隐藏她对攻势作战的偏爱，私底下告诉史迪威“坚持下去”，反正一旦开战，蒋不愿意也不行，史迪威可以自由行动。史迪威觉得他必须赌这一把，好向罗斯福展示他认真要在战争中扮演重要、合作的角色。
如果盟军在一九四二年打从一开始就采取蒋的防御战略，在缅甸全力守住瓦城或密支那，避免平蛮一役是可能的，后来就会有相当大的机会成功。甚且，即令防御战略失败，也可以有秩序地撤退，而中国本身，以及美中关系，在未来近四年的战争期间也会更加强壮些。可是，缅甸战役失利，蒋在全球同盟的地位，以及他在国内对政、军联合体的领导地位，全都大受伤害。滇缅公路一丢，现在中国的海上、陆地供应线全断，只剩下穿越苏联沙漠与草原的漫长路途。国人民心与军队的士气皆受到沉重打击。此役一败，增强了国军将领和蒋介石的防御观点。它也使蒋、史两人倔强的敌对关系从此没有挽回余地。
蒋最气不过的是，他认为史迪威弃他的部队于不顾，使大军无主帅；但在马歇尔、罗斯福以及美国新闻界一片赞扬声中，史迪威无意安抚，更不会向蒋道歉。国军部队由史迪威负责重新组训，即将在印度中部蓝伽的军事基地展开，但是，他在六月二日先飞回重庆。
八月初那天夜里，两名美国高级将领和居里，加上宋氏三姐妹，在黄山官邸聚会享用愉快的晚宴。包括史迪威在内，每个人心情都很不错。史迪威并不晓得居里已经决定要建议当局调走他。史迪威觉得宋庆龄是“三姐妹中最和蔼可亲，也是最让人摸不透的……可爱、安静而且思绪缜密”。他和蒋夫人对过去几个礼拜的事情，有些争锋之语，不过史对宋家最年轻的三妹，仍保有正面印象：“敏锐、有才智……精通管理……若是个男人就好了。想法不够深入，但理解迅速。很直接、开明。”他对她唯一的批评是“传闻和报告……还有待证实……都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