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维艰-2025.7.15
毛泽东说有三个不满:农民不满，市民不满，国际舆论不满。”统购统销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多地把农民的“余粮”逼出来，这就必然侵犯农民自由处置余粮的权利和待价而沽的利益，引起农民不满是不难想到的。
陈云甚至估计，“逼死人、打扁担，甚至暴动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然而，如果加大力度在市场上收购、势必强化农民惜售和粮食投机，引起粮食价格波动。
粮价涨了，“物价必然波动起来，并立即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影响”。
决策者不愿看到刚刚平抑的物价再度波动而引起社会不稳，更不愿看到因收购粮价大幅上涨影响财政积累，使工业化计划受阻。
据有关研究，当时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转移出来的资金已达28亿元，与农业税总额(27.4亿元)相当。
任何国家工业化都绕不过一个话题，就是原始积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没有或很少外部资金和资源输入的封闭型经济中，工业化只有依靠本国的积累，而且相当大的部分靠农业积累。
优先发展重工业，注定要让农民“买单”，这首先是苏联做过的事情。斯大林说，为了保持工业化发展的高速度，必须通过“剪刀差”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这是“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
毛泽东、陈云都谙熟苏联模式的真谛。1950年6月，毛泽东就说:“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陈云说得更明白;“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
但是，许多党内干部同情农民，他们本身就出身于农民。薄一波说:“当时党内党外都有一些同志过于同情农民，不赞成统购统销。”有抵触情绪的不但有基层干部，也有县、区两级干部，甚至还有省部级干部。例如，河北省副省长薛迅、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就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在党外，意见最为激烈的是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他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发言说，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这引起毛泽东极为敏感的回应。
第二天，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提出“大仁政”与“小仁政”问题。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
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就要多收些农业税。毛泽东批评说，有些人“哇哇叫”，还说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这个道理不是毛泽东第一个讲的。早在1949年12月，陈云提出“要纠正片面的群众观点和仁政观点”。他说:“现在税轻，将来建不成工业国，群众要骂;相反，税重一点，财政有了办法，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人民自然会喜欢。”④为了长远利益，不能不牺牲一些眼前利益，事实上是必须让农民做出牺牲。这就是毛泽东心中的“大仁政”。
统购统销政策从两方面缓解了粮食等农产品市场的紧张局面:一是减少了粮食投机，一是增加了粮食征购比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个月，就开始扭转购少销多的局面。
在1953~1954年粮食年，粮食产量只比上年度增长1.8%，国家收购粮食却增加了80%。到1954年6月，国家粮食库存已比上年同期增加了50%。这种效果不仅体现在粮食收购上，还包括其他主要农产品的收购。